2007年12月28日那天下午,受北京师范大学校友联谊会的《京师企业家》编辑部之托,我对于北师大99届中文系的一位校友进行了访谈。这次访谈给我很多感触,其中还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些教育研究者的拷问。 这位杜可名学姐在美国密歇根创立了一个“传递爱心基金会”,主要就是帮助中国农村的孩子们,给她们捐赠书,学习用品,衣物等等,让孩子们自己具有一些生存的能力。她们的理念就是让孩子们明白,我们给你的帮助“Don’t pay it back to me, pay it forward !”(来源于一部电影 “pay it forward”)。她们的基金会虽然刚成立不久,规模很小,但是有一些特别之处:捐赠人的每一笔捐款的用途都被她们详细的列出,甚至是精确到一块橡皮,一个尺子的用途;她们对于每一个准备受捐助的孩子都要亲自去考察,做到尽量收集到真实而又全面的信息;她们基本上是从来不去打广告的,通过熟人的介绍,还通过她们自己每一步每一步踏实的去做,让人们从她们切实的行动中去感受。 当她说到,她们今后的重点会是“偏向于教育方面,希望让孩子们多接受好的教育”时,我很兴奋与激动,因为我忽然想到了我们院里老师在做的儿童基金会的“爱生学校”的项目。于是,我很自豪也很关切的对她说:“我们院里的老师正在做一个儿童基金会关于“爱生学校”的项目,主要是…… ”,我刚说了一点点,她的眼中就流露出来一种很气愤的表情,她跟我说:“我这次刚回国的时候,有一位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找到了我,希望与我合作,他们希望给一所贫困的学校建立一个图书馆。”我当时就问他,你建立图书馆,图书馆的书是谁来选的,图书馆是交给谁来管的,都买了那些书,孩子们真正从中获益多少,他们会读其中的哪些书,你们这一些的问题都会知道吗?如果你们紧紧关心的就是建立了几所图书馆,建立了多少的学校等等这些冷冰冰的数字,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合作的必要。所以说我很不喜欢和这些机构合作……” 听了她的一席话,我没有进行什么反驳,虽然我感觉她其中的一些话也有些偏颇。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做研究,我们经常是在一些数据之中寻找着一点点心里的安慰,不是吗?我们希望我们的数据能够符合我们的期望与心中的假设,我们不停地在录数据,不停地在spss 着,“沉沉的,我们抱着一堆堆问卷来,沉沉的,我们抱着一堆堆问卷回,留下了什么?”,孩子们的生活切实改变了吗?我们现在的生活,太“数量化”了,我们一味地追求数量上的卓越,却以漠视“质的提升”为代价,生活为何如此僵化?作为我们这些教育工作研究者,我希望我们始终要记得,我们的研究对象是“人”,一个“活生生的人”,她们也要追求他们的生活,我们做的事是要真真切切改变他们的思想或是观念的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辨清了“务实”与“务虚”的关系,“务虚”的事会为你赢得声誉,地位与权势等等,但是同样带来的是良心的谴责与叩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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